特稿|为“穷人病”研发药物的另类机构
几千公里外的东南亚,上千万疟疾患者正面临疟原虫对青蒿素等一线药物产生出的惊人耐药性。而近在北京北五环外的中关村东升国际科学园内,一款针对疟原虫耐药性研发的新药物有望年内推向临床试验。主导此项目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下称“GHDDI”),是一所气质特殊的新药早期研发机构。 
2019-9-24 19: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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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登辉

几千公里外的东南亚,上千万疟疾患者正面临疟原虫对青蒿素等一线药物产生出的惊人耐药性。而近在北京北五环外的中关村东升国际科学园内,一款针对疟原虫耐药性研发的新药物有望年内推向临床试验。主导此项目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下称“GHDDI”),是一所气质特殊的新药早期研发机构。(参见:东南亚耐多药疟原虫正在进化和扩散 青蒿素一线疗法失效率提高

与传统科研机构,如政府投资设立的中国科学院、或是华为等企业投资设立的研发部门不同,GHDDI从诞生之初便带有机制突破的另类色彩。

这个由北京市政府、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清华大学三方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迄今仍是国内仅有的外资参与设立的民办非企业性质科研机构。

他们所研发的药物,大多是结核病、疟疾、寄生虫感染等利润微薄大药厂少有关注、但在全球范围内患者群体庞大的“穷人病”。尽管研发方向和大药厂迥异,仍有许多背景优异、志同道合的研发人员慕名而来。

研发中心设在北京西北部清河地区的一个园区内,仅占用一栋并不十分显眼的大楼,不过600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中,已集聚四五十名研发人员。实验室里多种疾病研究项目按具体管线分布得密密麻麻,但又条理分明。在中心主任丁胜看来,这些未来都可能成为改善全球健康状况的希望火种。


GHDDI新址

四十出头的丁胜是干细胞化学生物学家,他同时还是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参与创建多家生物技术公司,横跨学界与商界。(参见:记者手记|他曾投注CAR-T、基因编辑技术、Illumina,下一个热点什么?

2015年,丁胜得知盖茨基金会有在中国建设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设想后,和基金会方面牵头策划,并提出清华大学共同主办这一项目的想法。2016年1月,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与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正式签署共同建立GHDDI的合作备忘录。

意向有了,实现GHDDI落地中国的目标却不容易。既有外资注入,又具有研发机构的非营利特质,所研发的项目又是面向解决全球的健康发展问题,这样的实体还是特例。创办这样一家机构的设想又得到北京市政府的支持和参与。即便如此,早期从注册、资金准入再到科研的具体过程,每一步都需要摸索,主办方一度怀疑走不下去。

一个新事物的诞生必然和现有制度产生摩擦。在北京市政府、盖茨基金会和清华大学三方推动下,通过一系列机制创新,特事特办,新机构终于降生。

“只要做新东西,中间的坎就特别多,因为创新的定义就是未知”,丁胜说。他回顾机构降生的历程是说,有些事情只有走到那一步的时候,才会发现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大家通常喜欢谈创新,但是创新是有很大代价的,必须以解决难题为导向。”


四十出头的丁胜是干细胞化学生物学家,他同时还是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参与创建多家生物技术公司,横跨学界与商界。


国内突破传统体制的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历程并不很长。(参见:华大基因的牌子)广东起步较早。2012年,时任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参加两会时提到,在一些科技资源相对薄弱的地区新型研发组织日趋活跃,如深圳光启研究院、华大基因研究院等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快速发展,显示出强劲创新活力。全国多地纷纷试点效仿。

不过迄今为止,全国层面仍未对新型研发组织出台专门的管理文件,各地探索路径差异巨大。身份界定不明、政策法规滞后、配套政策不健全、管理体制不顺畅等问题仍然困扰着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对于发展势头正旺的新型研发机构来说,亟待国家层面统一规范并提供系统性支持。

另类身份何来

得益于广阔的市场前景及政府人才政策激励,国内生物医药领域正掀起海归回流热潮,在干细胞和再生医学领域有颇多建树的丁胜即是其中一员。2015年末,回国不久的丁胜出任刚刚从医学院脱离出来的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

这一年也是国内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时刻,鼓励社会化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先后写入了两办《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和《“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等一系列文件。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北京正试图在创新领域打造国际影响力。

一个在中国建立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的想法已开始酝酿。盖茨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李一诺此前曾谈到,现如今全世界传染性疾病负担与投入存在巨大不平衡。从1970年代至今,全球上市的新药大概有1500个,其中针对传染性疾病的药物不到20个,仅占1%左右。

“发展中国家承担了全世界90%的传染性疾病负担,但全世界对传染性疾病的投入只占到全球药物研发的10%。原因就是市场失灵,因为给穷人研发这个药物是不赚钱的”,她说。


实验室里多种疾病研究项目按具体管线分布得密密麻麻,但又条理分明。在中心主任丁胜看来,这些未来都可能成为改善全球健康状况的希望火种。


最早,比尔?盖茨提出希望在中国建立基金会的第一家新药研发机构的想法,希望借助中国的研究资源优势帮助解决全球健康问题。当时正参与筹建清华大学药学院的丁胜在得知后便提出将中心设在北京,由在国内外兼具科技实力和品牌影响力的清华大学主持落地工作,双方有了初步意向。

2015年10月,由科技部与盖茨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十一届全球创新大挑战年会在北京举办,基金会也借此机会对北京和清华大学考察了解,之后基本已确定与清华大学合作。紧接着,比尔·盖茨与清华大学校长邱勇2016年1月正式达成合作备忘录。双方代表随后找到北京市政府洽谈,正在探索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北京市政府也表示出极大兴趣,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隋振江表态将全力支持中心建设落地。由此,北京市政府、盖茨基金会和清华大学三方合作共建的框架也基本达成。

“除了资金层面外,清华大学拥有学术研究实力,在实施发展非营利科研机构方面也具备丰富经验,盖茨基金会可以提供很多全球资源,政府层面可以提供包括人才政策、机制创新等在内的各项政策支持”,丁胜说。

中心将以何种模式设立?丁胜告诉财新记者,中心筹划早期曾考虑过多种模式,但当把药物原始创新、全球健康疾病、和可持续性发展等因素考虑进去,实际可选择空间很小。

中心定位于新药研发与转化创新平台,这和以往传统机构有别。一般而言,大学内的机构更侧重前端基础研究,后端的药物转化能力不足。而制药公司虽然可以完成新药研发到转化的全链条,但更注重商业前景大的项目,且商业投入随市场变化幅度大。全球健康的非营利属性决定了GHDDI难以像商业公司那样运作。国内科研机构的大多数是事业单位,即属于体制内的非营利机构,而国外生物医药研究领域中,民办的非营利研究机构非常常见,如国际知名的加州生物医学研究院(Calibr)。

在综合考虑后,北京市政府、清华大学和盖茨基金会三大发起方将中心模式锁定为独立的民办非企业性质。他们希望让新机构学习国外非营利科研机构的先进管理运营模式,以此推动机制体制创新,为体制外非营利科研机构的建设探索出一条可行道路。GHDDI也成为了国内首个由外资参与设立的民办非企业性质科研机构。

根据机构章程,中心管理采取理事会领导下的中心主任负责制,5名理事会成员分别由三大发起方委派。现任理事长由清华大学副秘书长、技术转移研究院院长金勤献担任,他所在的清华大学技术转移研究院在成果转化、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均有颇多经验。

据担任中心主任的丁胜介绍,理事会与中心领导团队分工明确,中心日常独立运营,各种研发管线设计、发展规划一般由中心团队直接设计,理事会则主要提供建议与支持,并不对机构运行干预过多。“我们必须得是一个独立运营的机构,理事会各方成员代表共同协商,为中心的战略发展提供指导支持,同时中心团队要为自身发展做决定。”

落地曲折

机构设立过程挑战重重。

“GHDDI它能够正式建立和发展,我们在头一两年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各方一起去推动机制体制创新。这是一个开创性的、从无到有的过程,期间遇到的很多问题和挑战都是全新的,例如机构注册和PPP合同的签署落地这些实际问题,推动起来都很不容易”,GHDDI首席运营官陆漫春说。

作为先行先试的探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新型研发机构落地。但作为专门的管理办法和系统支持措施,北京市2018年才推出《北京市支持建设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实施办法(试行)》,对新型研发机构提出身份认定、政策支持等内容。但即便如此,GHDDI仍显另类,很多手续在注册审批的窗口办不下来。

自2016年1月签署合作备忘录后,中心筹建工作随即展开,但第一步登记注册就花费了七个月。民办非企业单位通常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按照规定,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对于申报材料、机构规模、资金等有诸多要求,其中一个需要递交的材料即是验资报告。民政部门在完成验资报告后才能开始后续登记审核工作。

国内监管部门往往对外资参与非营利组织持谨慎态度。而外资参与主办正是GHDDI一大特色,这在刚开始给相关部门带来许多担忧和工作难度。

“以前没有一个外资参与创办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先例,因而如何验证你的资金是合法合规的,以前没做过,就需要提前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积极寻求解决方案”,陆漫春称。

中心申请注册的同时,资金注入过程又出现了大难题。按最初约定,北京市政府、盖茨基金会和清华大学共同在五年建设期内向中心注资。但由于政策所限,政府财政经费无法直接注入民办非企业机构。当时正赶上PPP(公私合作)模式发展火热,北京市政府首次在科研领域采用了创新的PPP模式,解决了这一难题。

PPP模式一般是政府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与社会资本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及长期合作关系。它多被用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类项目,市政工程、轨道交通建设项目居多,具体运作一般采用BOT模式(建设—运营—移交)。

问题是,GHDDI的民非性质决定了其无法移交。因此,北京市首次在科研机构采用了创新的BOO运作模式(建设—运营—自有),使中心成为国内首个以新型PPP模式建设的科研机构。而从PPP合同的制定到最终签署前后又花了9个月。

“最早版本的PPP合同协议里面的很多条款是基于基建类的PPP项目,并不适用于GHDDI这样的科研机构,到最后我们签的那一版,仔细看还是能很快知道原来是基建的版本”,陆漫春说,在合同的落实过程中又有很多细节问题不断涌现,因而合同真正落地,又过去了半年时间。

“创新就是走前人没走过的路,这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无法预料的困难。就如同中心注册和PPP合同的实施落地都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这期间肯定会有误解、失望、沮丧甚至怀疑的情绪产生,但自始至终三个发起方:北京市政府、盖茨基金会和清华大学,以及中心领导团队都是通力合作,在各个层面协调各方的优势资源,共同克服困难,趟出了这条通路。”丁胜说。

从开始注册到签署、落实PPP合同协议,期间北京市政府在政策层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由于以往缺乏此类新型研发机构的系统化管理经验,很多设置方案和配套支持政策都是一事一议、特事特办。陆漫春回忆:“在办理很多具体事务的时候,由于没有现行的、成文的政策依据,往往需要向办事人员特别解释说明。北京市各相关部门也认真听取我们的困难和诉求,积极推动创新解决方案。”

三年前的夏天,牌照终于下来了。陆漫春回忆,2016年7月即完成注册前一个月,所有材料准备完毕,很快就能完成登记,当时中心也紧急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8月17日,中心顺利完成注册工作,“拿到登记证书之后召开了第二次理事会,团队每个人都很开心,各拿着证照了一张相”。

未来研究成果归属权如何界定?据介绍, GHDDI独立研发的成果归中心所有,合作开发则通过协商解决。“新产生的东西是知识产权共享。这些药物相对来讲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商业利益。”陆漫春说。

2016年10月,中心正式迎来了最初的两名全职员工入职:一名负责对外宣传,另一名负责运营系统的搭建。中心早期的宣传活动以支持招聘为主要目的,“无论是招募科研人员还是运营人员,我们都要花大量时间向候选人介绍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 ”,陆漫春说。

此后是招兵买马。中心的研发活动在注册之后逐步开展,得到清华公共平台和药物筛选平台的支持,一年不到就已在清华大学开展湿实验室研究。

不过,因为临时借用清华大学的场地,二三十名人员 “蜗居”在清华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和日常运营工作,团队的扩展受限。

“那个时候没敢特别发力招人,由于空间有局限性,招人的时候我们要和对方解释中心成立的背景和意义、基本情况以及发展愿景,也并不容易”,丁胜说。

2018年11月,园区新址建设完毕,北京市市长陈吉宁、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和比尔·盖茨为中心揭牌,GHDDI正式迈入新阶段。

关注“穷人病”

由于研发成本高、利润微薄,传统大药厂对主要影响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穷人病”的研发投入很有限。GHDDI试图通过打造一个非营利的独立运营的新药研发机构,填补部分药物空白。

丁胜介绍,中心成立之始便聚焦于全球健康。针对大面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疾病开发新型药物,如结核病、疟疾、寄生虫感染、腹泻等,“解决这些国家面临的突出疾病挑战, 改善全球公共健康”。

这一定位也吸引了很多国内外志同道合的个人及机构前来应聘或合作。“这些疾病整体来讲被工业界忽视,投入很少,首先就是对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大家有一个共识”。丁胜说。

现有的四五十名研发人员中超过一半都是来自外资药企,覆盖资深研发人员到青年研发人员的完整梯队。丁胜表示,中心为研发人员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同时也关注他们的未来发展,希望为行业培养人才。

最早在清华大学时, GHDDI研究管线主要集中于肺结核和疟疾。随着研发队伍扩大,研发管线也越铺越广。通过自主开发或联合全球顶尖机构和企业,中心目前设置了结核病、疟疾、寄生虫感染、肠道疾病等五大管线,每个管线旗下又有多个子项目同时运作,研究阶段涵盖从早期药物发现到临床前研究。

丁胜介绍,管线设置主要考虑目前全球健康疾病中尚未得到足够投入的病种,选定病种后还要针对已有药物研发情况在不同阶段布局研发项目。“最早期的项目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产生新药,我们不可能只做早期孵化项目,不然等5到10年才能看出来到底有没有能够治病的,那不行。”

通过模块化药物研发,GHDDI现已搭建多个关键药物研发平台,包括业内领先的药物化学平台、先导化合物发现/高通量筛选平台、人工智能药物研发平台以及与清华大学合作建设的结构生物学平台。

目前已有的管线布局中,丁胜认为疟疾有项目有望最早见到成果。一年多前,GHDDI从美国另一家非营利机构加州生物医学研究院(Calibr)引进一个已经开发一定程度的疟疾新药项目,经过双方合作开发,今年底有望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近年来在东南亚地区表现出对青蒿素一线疗法惊人的耐药性。新近的一项国际研究发现,2007年至2018年间在东南亚地区收集到的逾1600个疟疾患者的血液样本中,在泰国、越南和柬埔寨部分地区,对青蒿素及哌拉喹耐药的疟疾寄生虫恶性疟原虫达80%以上。丁胜表示,如果未来能成功转化成药物,将有望缓解疟疾病发及耐药状况。

而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发现项目正在快速推进,这是更早期阶段基于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完全由中心自主创新。

结核病药物开发中,也有一个子项目的潜在候选药物进入临床实验前研究,且已处于冲刺阶段。由于目前已有针对肺结核治疗药物毒性较高,病人耐受性欠佳,初治患者治疗时间需要长达9个月或更久,这款新药希望在耐药问题、降低毒性和缩短治疗时长方面有所突破。

针对畜牧区多发的包虫病药物开发、儿童腹泻等肠道疾病研发也将很快能看到成果。目前中心已携手青海省包虫病重点实验室合作项目,一同推动包虫病治疗药物研发。此外,根据卫健委发布的药食同源目录,中心正研究以中医药理论指导从中筛选验证研发,开发功能食品用于儿童肠道问题治疗。

由于中心专注于新药早期发现及临床前研究等工作,而新药研发周期时间长,真正要等到可以直接供人治疗服用的药最快也要三五年时长。“目前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安排和投入,都在往前推动。最终产生几个药物治疗多个疾病,肯定是可以做到的。无非就是要坚持投入,”丁胜说。

而外资主办者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还有全球化的资源帮助推进研发。研究表明,将具备足够临床安全性/PK数据的药物或化合物作为旧药新用或者成熟的先导化合物进行研发,可显著降低药物开发成本和时间。基于此,盖茨基金会还资助中心一个超过12000种临床安全的化合物库,可进一步实现高价值筛选分析,如包虫病即将推入临床实验的一个药物项目正是从该化合物库中提取开发。未来,该化合物库或将通过一定机制面向全球健康领域科研人员共享。

打破壁垒

距离中心注册即将三年,团队发展正迈向正轨。回顾早期创办时期的曲折经历,“创新是一个艰难的旅程”,丁胜说,“当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和实际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决心把事情办成,同时也要勇于做出创新的尝试,出了问题就要积极寻找合适的途径和方案。”

这一问题直击当下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要义。GHDDI在当下正在兴起的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潮中创立,因其外资背景、PPP共建模式和民办非企业性质独具特色,也因其创新性考验着管理层政策引导和监管能力。

区别于传统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机制灵活,被称为“四不像”。广东省科技厅如此形容这一模式所做出的的机制突破:“它既不完全像大学,又不像科研院所,既不完全像企业,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摆脱了政府是投入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得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的传统发展模式,实现了科研机构体制和机制的全面创新。

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雪告诉财新记者,新型研发机构是基于产业细化分工、市场实际需要,政府引导开展产学研合作等形成的新型科研生态组织,广东作为产业大省,急需能够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推进基础研究转化为产业产品技术的科研组织,这一需求使得新型研发机构较早出现在广东。

1996 年深圳市政府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这也被看作国内最早建立的新型研发机构,在此之后中国又涌现出如华大基因研究院、深圳光启研究院等一批受到瞩目的机构。它们更加强调研究成果转化和产业带动,尝试在多元化的筹资格局和企业化、市场化的管理模式下进行自主研发。

在北京,先有2000年成立的民办机构身份的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后有2005年由8家官方理事单位发起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都在不同程度探索有别于以往的科研机构发展路径,但依然多数打着官方烙印。

2012年后全国多地纷纷开始效仿,逐渐形成由地方政府联合大学或科研院所建立的事业单位、由企业发起的新型研发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等主要发展模式。2015年前后,国内科技管理体制新一轮改革启动后,推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突破点。

广东省当年出台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试行办法,在新型研发机构的功能定位、组建方式、同等待遇、科研人员评审聘用、仪器设备进口税减免等方面提出具体意见和支持举措。 2017年又发布新型研发机构管理的暂行办法,进一步细化包括申报、认定、管理、评估等环节的具体要求。在国内该领域法规建设领跑。

2016年广东全省就有180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对外公布的统计显示,已获有效发明专利近7000项,连续三年成果转化收入达1538亿元,累计创办企业587家、孵化企业3174家。

但截至目前,全国层面仍然缺乏对新型研发机构统一的制度安排,定位不清、政策不配套问题突出。一名了解情况的专家告诉财新记者,2017年和2019年科技部曾两次内部征求国家层面新型研发机构制度安排。另一名熟悉情况的专家则表示,年内可能会出台。

各界对于新型研究机构的发展心态矛盾,既希望更多获得政府的支持,又希望能让这些机构在研发方向和运营管理上保持较高的独立性。

湖北省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徐顽强称,当前新型研发机构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电子信息等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对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支持不够,且地理位置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和人才集聚地区,地区发展不均衡给政策制定带来难题;从发展来看,除了政府引导新形态的机构获得政府较大支持外,企业科研机构、民办非组织获得企业支持较少,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和模糊的身份,使得政府难于根据这类科研机构的统一需求进行重点支持。

地方层面已出台的政策也表现出差异。如北京市最新的管理办法则是将其定位于公益性,必须由战略性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领衔,申办机构只能是事业单位或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但在广东省还允许企业类新型研发机构设立。

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雪认为,新型研发机构的内涵并不是从机构性质上进行界定,主要体现在其功能定位。而根据举办者的需求,其发展重点应允许各有侧重。“目前各地需求导向不同,对这类机构发展定位功能也有所不同,新型研发机构是一个产学研合作的中间体,有些省份产业很强,但科研创新资源较弱,就需要这些机构,有些省份高校科研院所实力雄厚,但产业集群相对较弱,此类机构反而缺少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她说。

徐顽强提到,对于新型科研机构分类方式具有模糊性、机构定位不明确等因素也导致一些问题。“如某些具有公益性的科研机构转为企业,损失了公共研发资源;而某些从事技术开发、具备转制条件的机构仍然留在公益性事业单位体制内,降低了竞争力;在科研机构的管理和运行上也远未完善,如何处理好公益性和创新性,这一问题仍处于继续探索之中”。

事实上,近年来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虽快,但其中民办非类数量少且发展不足。早期定位于民办非的华大基因研究院、深圳光启研究院也被地方政府授予事业单位头衔,此后很少出现民办非类新型研发机构大放异彩。

以广东省披露的数据为例,截至2017年12月,全省219家新型研发机构中仅有45家是民办非营利类。陈雪称,广东民办非类新型研发机构多由行业协会、或高校教师创办牵头居多,成长规模较大的数量很少,地方财力有限等原因也难以在前期提供稳定运营支持。

徐顽强告诉财新记者,在国家对新型科研机构的配套支持政策尚未出台前,这类科研机构只能按照其注册登记的机构性质享受对应的政策,机构发展所需的优惠政策尚未配套,阻碍了这类科研机构的创新发展。

如部分机构由于没有“事业”身份,不能享受到科研仪器设备进口免税政策;民营科研机构在申报科研项目参与国家和区域重大科研项目时,机会低于传统科研机构;海外归国人才团队在人才引进、社会保险、医疗保障、家属安置等面临诸多困难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新型科研机构进一步壮大和发展,这也是后来华大基因研究院、深圳光启研究院等民办非机构都挂上了事业编制的一个原因”。 徐顽强认为,政府应赋予民办非新型研发机构更多的自主权,对其运行过程中的公益性行为和经营性行为有所区别,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给予资金、土地、人才、税收等方面配套支持,通过非营利组织章程以及理事会对其发展进行引导和监管。

民办非新型研发机构可持续发展的融资保障也不容乐观,这表现在国内当前公益慈善领域对科研投入少之又少。

“整体来讲国内传统的慈善捐赠习惯还是在扶贫救灾和基础教育领域,一旦投到科研,所需资金数额巨大且短期难见效,也许花个几十万能建成一所希望小学,但科研却很烧钱”,前述GHDDI首席运营官陆漫春说。

外资对于新型研发机构研发经费、国际资源等有先天优势。徐顽强提到,应该优化外资供给结构,吸引发达程度更高、有更高技术溢出潜力的国家投资,鼓励拥有先进技术和雄厚资金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

对于已经走出创办期阵痛的GHDDI来说,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仍是挑战。譬如在申请传统的国家科研项目国家项目基金时,研究人员的职称是重点表现指标,对不同职称的人员数量也有硬性要求,而这对大部分人员来自工业界的GHDDI来说并不适合。

“从工业界来的人才,很多非常有经验,但往往不会经过职称评定。如何把这些民营的非营利的研发机构纳入到我们国家的科研体系里面,让它变成其中哪怕是很小一个部分,给予相应的系统性支持?”陆漫春说。

展望中心的未来,丁胜表示:“我们也希望GHDDI能成为一台创新播种机,持续开拓全新疾病认知、创造突破性技术、培养顶尖人才,再通过输出这些创新原动力,催生更多同类的新型机构和企业去开发不同的新药项目,推动生物医药领域的全面发展。”

(原载于8月10日财新网报道,本网经授权转载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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