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提案】李振江十二项提案全录:从275元暴涨至8808元,应坚决打击原辅料垄断以及其它
部分原料药价格在不到两年内上涨了约31倍,一些普药原料药的垄断经营已成为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更是药价虚高的一大推手。 
2016-3-8 9: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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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江,全国人大代表、神威药业董事长兼总裁、中国中医药报社理事会副理事长

全国人大代表,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神威药业集团创始人,中国中医药报社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中药协会副会长,河北省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江商学院EMBA,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有特殊贡献的高级职业经理人。

【摘要】

由于中药配方颗粒需求量增长迅速,市场上不按规定执行现象屡禁不止,有增无减,不仅扰乱市场,对患者用药安全构成威胁。

部分原料药价格在不到两年内上涨了约31倍,一些普药原料药的垄断经营已成为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更是药价虚高的一大推手。

辅助用药目录的公布,给药品生产企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我国现行的质量法律主要有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法等,重点关注的是质量安全,对于质量促进仍是空白。

1关于打击医药行业原辅料垄断,促进行业良性竞争的建议提案内容

近期,媒体相继报道部分低价药品价格猛涨,药品涨价背后是原料药价格惊人上涨。部分原料药价格在不到两年内上涨了约31倍,一些普药原料药的垄断经营已成为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更是药价虚高的一大推手。

比如,近段时间以来,麝香草酚的价格,就从275元/公斤暴涨到8808元/公斤, 葡甲胺从310元/公斤上涨到4800元/公斤,这种做法已经严重违背了国家让人民群众吃上便宜药放心药的原则,致使一些常用的低价药价格暴涨,而生产企业因购买不到原料,只能被迫停产。

原料药被垄断的过程如下:某经销商先考察原料药全国几家在生产,几家没生产,然后找到各个厂家签订总经销/包销合同。对于没生产的企业,通过签合同给一定数额的补偿款,让其不许再生产。正在生产的按现有价格,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一次性给予包销款。接下来,对签订合同的各个生产企业进行控销,找一家或者几家生产能力较强的制剂厂生产并控制产品销售,其他制药企业买不到原料只能任由其随意涨价且被迫合作。

垄断原料药的经销商为一己私利,恶意控制原料药生产,哄抬原料药价格,造成市场中部分制剂药品价格虚高,破坏药物的招投标制度,这与国家低价药政策相违背,最终损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质优价廉药品的迫切需求,增加患者用药负担,影响基本药物供应,造成药品市场人为短缺,竞争有失公平,最终影响国家医改政策,其性质极其恶劣。

因此,要解决部分普药品种经常发生中断供应,保证人民群众的用药需求,必须有效地遏制部分普药原料药的垄断经营。

政策建议

一、政府应对化学原料药市场进行适度的价格管理。制定相应的价格管控机制,尤其是对于生产厂家少的原料药加强监管力度。

二、加大对于原料药垄断行为的处罚力度。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强对于原料药产业垄断认定,一旦发现,从严处理,及时遏制原料药的严重乱涨价、破坏医药行业良性发展的行为。

三、对于只有两三家企业生产甚至独家生产的普药原料药,建议监管部门多批准几家企业生产;对于基本药物中那些成本倒挂的临床必备用药,其原料药给予定点生产,实现医药市场良性竞争。

2关于提高配方颗粒准入门槛,统一标准,规范产业良性发展的建议提案内容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中药饮片也在发生着变化,也就有了新型中药饮片的产生,中药配方颗粒就是其中之一。中药配方颗粒也称“单味中药浓缩颗粒”是以符合炮制规范的中药饮片为原料,经现代工艺提取、浓缩、干燥、制粒等工序精制而成的纯中药产品。其有效成分、性味归经,主治功效和传统中药饮片基本一致,保持了传统中药饮片的特征,既能保证中医传统的君、臣、佐、使和辩证施治、灵活加减的特点,又免去了病人传统煎煮的麻烦,同时还可灵活地单味颗粒冲服,卫生有效。推广中药配方颗粒,将为医患提供更高效、安全、稳定、方便、快捷、科学的保健治疗手段,使中医药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有助于中药实现标准化生产,对培育推动中医药市场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1992年,国家着手中药配方颗粒的科研和开发,先后批准了6家中药配方颗粒试点生产企业,希望通过试点促进中药配方颗粒科研成果转化,推动中药配方颗粒实现产业化、市场化发展。由于缺乏统一的国家标准,中药配方颗粒试点生产企业受自身技术水平、生产规模、研发投入等制约,在中药配方颗粒研究上,多依据自身的条件探索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市场上的中药配方颗粒质量参差不齐,药效有高有低,消费者无法辨别按照哪种标准生产的中药配方颗粒疗效更优。同时,由于标准不统一,也造成不同厂家生产的配方颗粒当量不同,无法相互调配使用,给临床造成极大的不便,未达到国家设立试点的目的,变相成为了垄断手段,严重影响了中药配方颗粒的发展。

2015年12月24日,食药监总局下发《中药配方颗粒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对放开中药配方颗粒的试点生产限制征求意见,这将在很大程度促进配方颗粒产业的发展。但是在《征求意见稿》中,对于配方颗粒产业准入门槛限制较低,容易造成在试点生产放开后一拥而上的局面,形成“小、散、乱”的局面。

目前,中药配方颗粒尚未正式批准进入流通领域,《中药配方颗粒管理暂行规定》要求,中药配方颗粒只能在当地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的临床医院使用,但随着医院及患者对中药配方颗粒剂的需求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存在大量未批准试点的医疗机构使用中药配方颗粒。2006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曾下文重申《中药配方颗粒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试图规范中药配方颗粒市场,由于中药配方颗粒需求量增长迅速,市场上不按规定执行现象屡禁不止,有增无减,不仅扰乱市场,对患者用药安全构成威胁。

政策建议

一、提高配方颗粒生产企业准入门槛。在《征求意见稿》限制的条件外应加上承担过省部级关于中药配方颗粒专项课题研究,掌握并应用药材基因条形码鉴定技术,在生产过程的关键工序采用计算机自动控制实时在线监控,能够保证批次间质量均一的企业。

二、尽快制定配方颗粒国家标准。改变目前只有企业标准并且标准不统一的现象,坚持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成熟一批公布一批,本着鼓励企业参与标准起草和明确责任主体的精神,在经审定后的中药配方颗粒药品标准中标注起草单位的名称。

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中药配方颗粒招投标管理。在统一国家标准的基础上,要对中药配方颗粒实行招投标管理,规范临床机构采购使用,让人民群众真正用上质优价廉的产品。

3关于不得将临床效果显著的中药品种列入辅助用药目录的建议提案内容

2015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重点跟踪监控辅助用药、医院超常使用的药品”;2015年11月国家卫计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若干意见》,要求建立对辅助用药等的跟踪监控制度,明确需要重点监控的药品品规数,建立健全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临床用药综合评价体系。

自此,媒体陆续报道北京、江苏、云南、安徽等地公开辅助用药目录,目录中中药品种居多,辅助用药目录的公布,给药品生产企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辅助用药在国家层面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各地辅助用药目录制定也是五花八门。

政策建议

1、建议国家卫计委联合有关部门、专家在国家层面明确辅助用药定义,制定相关目录,避免各地目录不统一;

2、鉴于中药上市审批的历史原因、中药多成分、多靶点及中药治疗的病症对应现代医学多种病等特点,建议慎重确定辅助用药品种目录,不得将在临床上效果显著的中药品种列为辅助用药。具体建议如下:

(1)经过专家评审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中药品种,不应列入辅助用药;

(2)经过CFDA审批,通过规范的II、III期临床试验评价有效性、安全性的中药,不应列为辅助用药。

(3)经过大规模的循证医学研究评价药物安全性、有效性的中药,不应列为辅助用药。

(4)经过多年临床应用,被医生、患者认可,疗效显著,且已列入各种诊疗指南的中药品种,不应列为辅助用药。

4关于建立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评价体系的建议提案内容

在2016年2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明确表示要传承中医药优势,发挥其独特作用,更好造福人类健康,促进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继承保护与挖掘,提高中医药应急救治、防病治病能力,坚持中西医并重,探索运用现代技术和产业模式加快中医药发展,完善中医药标准体系等。这对于中医药今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在目前阶段,我们医疗体系中,中西医并存。但在实践中,“中医西管”现象较为严重,受西医、西药技术和文化影响的人员利用其在行政、经济、学术、文化、宣传等领域的优势地位和便利条件,在有意与无意间就会用西医西药的思路来管理中医中药,会用西医来改造中医。这种管理体制和方式显然对中医药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这使得中医药的发展、中医药作用的发挥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前途不容乐观。

同时,中医药与西医西药在理论基础、技术方法以及在对健康与疾病关系的认识方面截然不同,相互独立、自成体系。但在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下,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新中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基本采用西医西药的标准来判定,贬低甚至根本就不承认中医药临床实践标准,中医药疗效和科研成果必须经西医西药体系认可,这极不合理。中医药的生命力在于疗效,尤其在改善症候和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方面显示出巨大优势,但如何客观准确地评价中医药的临床疗效,建立被认可、立得住、可推广的临床疗效评价标准亟待解决。

政策建议

一、建议从中医药事业发展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出发,建立包括教育、服务、管理、宣传等环节在内的一整套相对独立的中医药发展体系,以最大程度维护中医药理论、技术和文化的纯粹性,最大程度减少来自西医西药思想和理论的侵略性干扰。

二、建立区分于西药的中医药评价体系,加强中医药标准体系建设。在研究发展中药和研发中药时,要根据中药的疗效特点和疗效原理,在制订评价标准时要注意将中药与化学药区别对待。

三、建议将传统中药制剂与现代中药制剂的评价体系予以区分实行分类评审。中医药经典著作和历代专著经历了数千年的实践检验和历史沉淀,大多数的中药和方剂是安全有效的。建议在评审传统经典名方中药时打破国内条条框框的束缚,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审批标准,在药物审批时可以参照日韩等国家的做法,实施备案制管理,无需经过繁杂的临床试验。对于现代中药制剂,可以按照相关要求走新药的审批流程。

5关于加强国家在医药行业鼓励创新相关政策连续性的建议提案内容

医药卫生事业作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个重要行业,其发展的好坏及快慢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障和生活质量。创新药物研发作为医药产业链的上游,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我国医药产业当前及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决定着能否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保持独立自主的生存状态。多年来,国家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一系列的政策鼓励、支持创新药物发展,使得创新药物研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国家创新药物或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中,国家相关部门在不同的研究阶段都给予了较大的支持,保证了研发过程的顺利进行。

但是创新药物研发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却没有实现向生产力的转化,没有产生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造成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家相关部门所制定政策支持没有连贯性,项目前期支持了,后期没有政策,如研制出来的新药进入不了医保目录,在很大程度影响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和科研成果转化。二是国家各个支持创新的部委之间没有统一的标准,某一部委支持的课题,其他部委对研究的成果很难认可,造成国家资源上的浪费。

政策建议

一、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在制定相关鼓励创新的政策时,要前后连续,制定成系列的政策,保证企业及创新主体在取得科研成果后无后顾之忧。

二、建议建立和完善相关部委之间的沟通和协作机制,加强对科研成果互认,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避免国家在科技投入上资源的浪费,最大程度地调动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6关于国家应大力打造河北省中医药强省的建议提案内容

河北省是中医药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医药底蕴深厚,中药材资源丰富,中药产业基础雄厚,历史上名医辈出,现代中医药发展迅速,是在全国有影响的中医药大省。近年来,河北省实施了一系列扶持中医药发展的重大举措,河北省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六位一体”全面发展的新格局正逐步形成。

当前,在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京津冀三地各项事业的合作也开始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在中医药领域,京津冀以三地独有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已经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

河北省目前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大气污染防治等严峻考验,医药产业尤其是中医药产业已经成为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京津地区也面临着医疗资源压力过大、交通拥堵等多方面的负担。当前民众最需要也是最迫切的,能为民众马上带来实实在在益处的,莫过于京津冀医疗卫生一体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河北省中医药资源优势与京津医疗资源、人才优势的结合,打造河北中医药强省,对于盘活三地中医药资源,实现专家与医生全方位流动,专科与技术无障碍对接,让三地乃至全国民众享受同样的高水准医疗卫生服务,促进医疗机构健康发展,解决京津地区拥挤的就医环境,改善就医质量将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政策建议

一、尽快建立决策和协调机制。做好整体规划、制度设计、资源布局、政策配套等,建立京津冀中医药协同发展、打造河北中医药强省的科学决策机制、部门协调机制,重新审视并明确京津冀中医药发展各自功能定位,以充分发挥各自特点和优势为重点,努力实现京津冀三地中医药优势互补、共同提高,对京津冀中医药协同发展、打造河北中医药强省给予宏观指导和科学决策。

二、大力支持河北中医药产业发展,打造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的龙头产业集群。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支持河北省内中医药企业尤其是综合实力强劲的龙头企业发展,以点带面,促进河北中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

7关于建立多层级联通医疗体系,解决“看病难”问题的建议提案内容

春节前,一名女孩在北京知名医院怒斥号贩子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开。对这样的新闻的关注,强烈关注反映出“看病难”问题已成为当前民众最为迫切的民生问题。众多患者从各地涌向大城市大医院,这不仅仅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也使大医院不堪重负。

“看病难”归根结底是由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造成的。按照市场规律,越是稀缺资源,要想获得,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但医疗服务并非一般性的市场行为,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命健康权是政府的责任。通过调研,我建议建立各级医院定位清晰、分级诊疗真实流畅;公立医院提供基本医疗,私立医院提供个性化、高端医疗,基层医疗机构重规范、重服务的多层级联通的医疗体系,并加强医学教育,让看病不再难。

政策建议

首先,分级诊疗是解决看病难问题的有效手段。目前分级诊疗并未真正落实,究其原因,一是基层医疗水平较低,难以满足群众需求;二是各级医院定位不清,体检、慢病管理、常见病基层医院看,三甲医院也做。建议对我国各级公立医疗机构的定位和职能进行规范,三级医院定位危重症、疑难病,关闭门诊,不做体检,只接受转诊和危重急诊;特别要强二级医院的建设与投入,使二级医院发挥区域性医疗服务中心的职能;筑牢基层医疗的网底,提高基层医生的服务能力,侧重于全科能力和诊断筛查能力的培养,做好社区服力和慢病管理、家庭病床和筛查转诊。

其次,应当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医疗,并在医保、人才引进、设备购入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国家应当提供给公民基本医疗保障,高端医疗、个性化的医疗需求不应当由公立医疗机构来满足,而应由社会资源提供相应的服务。我们在做基层医生培训的时候发现,在一些地区的农村,一些个体开业的医生和周边居民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基本能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陪送诊,能够提供出诊、大医院陪诊等个性服务。而在城市,高端医疗风生水起,但是面向普通民众的部分替代公立医院职能的民营医疗机构不多。究其原因,在于医保、人才引进等方面政策的限制,令社会资本只能涌现于极高端医疗服务和不孕不育这些疑难病的医疗。

第三,理顺体制是保障。在当前伤医事件频繁发生、医生收入不高的大环境下,优秀学子愿意上医学院的意愿在降低。政府为保障医疗供给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用行政手段强行压制医疗服务价格,反而压制了优秀学者和青年医生从医的积极性,医生寒窗苦读十年,收入还不如倒号的黄牛,这样下去好医生只会越来越少,因为付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但医疗服务是特殊服务,又不能完全通过市场调节,建议医管部门参考市场情况,适度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使医生的价值得到适度、合理的体现;切实保障医院秩序和医生安全,严厉打击医闹和伤医的恶性事件,保障医生的人格尊严和执业安全。

第四,对现有优质医疗资源进行合理布局。避免一线城市过度集中、二三线城市缺乏,然后一线城市虹吸的恶性循环。特别是应当在三级医疗机构建立顺畅的医生下沉、上行的机制,要求优秀医生必须满足基层医疗服务数量才能得到晋升,基层医院的优秀医生可以上调上级医疗单位工作学习;从政策、资金方面鼓励、扶持优秀医生创业开办医疗机构,鼓励可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医生集团;鼓励优秀医生由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就业,并从住房、职位、薪资等方面给予扶持。

综上所述,解决看病难问题,需要建立定位清晰的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建立上下贯通的人才流动体系、建立公立为主、私立为补充的医疗产业布局;建立医疗服务的合理价格体系等,通过这些手段最终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

8关于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还百姓青山绿水的建议提案内容

近年来,持续时间久、影响范围广的雾霾成为民众最关注的事情。持续加重的雾霾污染给民众的身体健康带来重大隐患,给医疗保障体系带来巨大的压力。除去空气污染,近年来水污染、土地污染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经过30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转型势在必然,一些地方政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GDP增长政绩的增长模式必须转变。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合理布局,是当前中国的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个过程中,应当注意产业结构和布局的科学调整,不要再走弯路。

政策建议

第一,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依赖型企业,鼓励创新产品、创新企业,促使资源依赖、环境依赖和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业尽早尽快转型。二战后,德国和日本不约而同地有目标地调整其国内的产业结构,不断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并通过自身的学习和创新,抢占产业科技制高点,最终形成了以汽车、精密电子和服务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欧美国家也都是经历了从环境依赖到科技创新为产业主导的发展过程。

建议制定全国性的国家级的产业升级和布局规划,避免优质资源过度集中在一线城市,在一线城市产业外迁的过程中,考虑产业分布的问题,可规划不同地区承接不同的产业园区,对制造型企业应分区配置,避免过度集中,并充分考虑当地的环境情况。在财税方面加强支持力度,大力扶持环保型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企业,可设立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以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产业、互联网等,建立鼓励产业创新的高效机制。在款项支出后,跟踪其进展,持续提供技术、政策方面的支持,确保产出和成果转化。

第二,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和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合理布局和资源科学配置。对于落后产能的淘汰,不能一关了之,还要照顾就业,想好转向何方。建议在财税方面给予一定的激励,帮扶企业重组和淘汰落后产能;出台政策支持优质企业跨省、跨所有制形式的兼并重组;鼓励企业由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互联网服务等方向转型;对重组和转型企业在职工安置、技术改造、资产划转、贷款等方面给予扶持。

第三,建议建立专门的分门类的产业转型研究机构,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政策研究支持。分门类成立产业转型升级技术研究机构,实现科技资源共享。我国的钢材企业这么多,但是却不能生产圆珠笔的转珠,这样的例子我们制药行业也有,我们国家生产无痛注射针头的高精度的钢材同样需要进口。这说明我国的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迫切需要升级转型。但是这些信息和技术企业可能了解的并不全面,应重点建设产业技术研发升级技术支持平台,连通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提供转型指导、技术服务、创新项目嫁接、专利产品转让、产品营销等专门服务。

9关于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促进法》的建议提案内容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作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中心任务,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在要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提质增效,确保四个全面协调推进,就亟需把质量发展战略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亟需从国家层面建章立制,制定质量促进法,以质量为立足点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政策建议

制定质量促进法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优势正在减弱,我国经济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数量增长模式与质量发展模式的切换迫在眉睫。

同时,制定质量促进法也是提升我国供给质量和效益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阐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只有质量提升才能更好地激活消费需求,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我国现行的质量法律主要有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法等,重点关注的是质量安全,对于质量促进仍是空白。质量是转型升级的关键点和突破口,只有以质量的提升“对冲”速度的放缓,才能把我国经济发展从“速度时代”推向“质量时代”,进一步促进科学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

德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纷纷实施了质量战略,推广全面质量管理,树立国家品牌,使本国产品凭借质量优势大举进入全球市场,提升国家竞争力。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在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的关键时期,在解决发展速度的同时,必须解决发展质量的问题,必须把质量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全面推进。这些成功经验对我国质量促进法立法工作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为此,建议国家尽快制定质量促进法,规范和保障质量事业的健康发展,以质量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巩固中国在世界经济强国中的地位。

10关于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的建议提案内容

我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GDP增速列世界大国之首,这离不开质量的重要支撑。但毋庸讳言,中国还不是世界制造业强国。我国制造业每年的直接质量损失超过2000亿元,间接损失超过1万亿元;中国品牌进入“全球品牌100强”和“全球最佳品牌排行榜”的数量屈指可数,中国与制造业强国的差距就是质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通过提质增效实现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是实现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必由之路。提高质量,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已经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主攻方向。

当前,我国质量水平的提高仍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以致出现了我国游客出国抢购电饭煲、马桶盖等“扫货”现象。质量提升动力不足很大成程度上催生了我国产品市场的怪圈,即企业供给与消费者需求之间形成了“产品质量差→低质低价形象→中高端需求转移→提升质量的动力不足→产品质量差”的非良性循环。因此,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充分发挥计量、标准、检验检测、合格评定等国家质量基础的作用,支持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成为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法。

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些国家政府适时推出了“质量革命”、“质量振兴”、“质量救国”等政策措施。比如德国,从上世纪50年代实施“以质量推动品牌建设,以品牌助推产品出口”的国策,到现阶段“工业4.0”战略推进,质量已经融入德国制造品牌的血液中,在全球确立了“德国品牌,质量一流”的国家形象。这些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质量强则国家强,质量兴则民族兴。

令人鼓舞的是,建设质量强国具有强大实践基础。国务院1995年颁布《质量振兴纲要(1996年-2010年)》,2012年颁布实施《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了建设质量强国的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此外,地方也开展了质量强省、强市活动的探索。例如河北省,结合本省省情,省政府批准在全省推进实施质量强省战略,起草《关于实施质量强省战略的决定》,以此大力推进提质量、增效益、促转型、建强省。

政策建议

一是将建设质量强国纳入国家战略。坚持“质量为先”,强化质量法治建设,深入推进质量强省、强市、强县活动,加强以质量创新为突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引导各方面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真正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二是加强国家质量基础建设。将标准、计量、合格评定(包括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质量技术基础纳入国家战略,加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建设。

三是设立质量强国建设专项基金。支持企业以提升质量水平为主要的内容的创新活动,不断提升高端技术、产品、服务的比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11关于推进我国质量品牌建设的建议提案内容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发展,国际市场正从“商品消费”进入“品牌消费”阶段,市场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品牌之间的高端竞争。创造名牌、获取高附加值是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获取最大利润的重要手段。据联合国经发组织统计,全球共有8.5万个品牌,其中著名品牌所占比例不到3%,却拥有世界40%以上的市场份额,名牌产品的销售额占了全球销售额的50%。

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品牌事业起步较晚,虽然近些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品牌总体实力依然不强,在国际影响力、市场占有率、经济贡献率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短板。主要体现在:一是国际知名品牌少,品牌价值较低。二是自主知名品牌少,发展相对滞后。三是品牌寿命短,产品质量不高。总体来看,我国品牌发展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相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市场竞争、商品消费越来越多体现为品牌竞争和消费,国内高端品牌需求旺盛,有效供给难以满足高端需求问题突出,以致出现了我国游客出国抢购电饭煲、马桶盖等“扫货”现象。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培育、发展品牌核心竞争力,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重要突破口,也是引导境外消费回流、提振国内消费信心的关键所在,更是培育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品牌质量好、市场销路好,企业效益就好,投资回报率就高,才能更好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政策建议

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推动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建议:

一是加强品牌发展的顶层设计。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将实施品牌发展战略纳入“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布局,制定品牌发展专项规划,从顶层设计上加强品牌发展的统筹谋划,建立协调推进机制,使品牌发展战略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二是营造品牌发展的良好环境。在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等方面出台支持品牌发展的政策,确立强有力的政策导向,鼓励品牌发展与创新驱动深度融合。健全品牌发展法制保障,制订品牌培育和提升计划,实施“中国精品”培育工程,推动打造一批国家品牌、国际品牌。

三是创新品牌发展的培育手段。建立政府指导下的市场化、社会化品牌建设服务体系,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品牌研究、咨询、宣传、维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开展品牌领域国家标准、品牌价值评价国际标准等制定,增强我国自主品牌的国际话语权。

四是提升中国品牌的文化内涵。大力倡导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管理理念,引导各行业下大力气把产品做专做精做优,在全社会弘扬以质取胜的价值取向。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品牌的正面宣传,引导国内消费者破除对“洋品牌”的消费误区、品牌迷信,增强公众对自主品牌的认可度和自信心。

12关于加强质量发展四大技术基础建设的建议提案内容

当前我们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明确提出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质量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法律、政策、科技、管理综合施策。也需要针对当前制约质量提升的关键矛盾和瓶颈问题,集中力量加以重点解决,其中在政策方面需要着力加强国家质量技术基础建设。

国家质量技术基础是国际通行的提法。它是由标准、计量、检验检测和认证认可等共同构成。近年来,联合国贸发组织、工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世界银行都对此理论阐述和重点关注。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俄罗斯、韩国等新兴国家也都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中突出强调重点建设标准、计量等国家质量技术基础,“标准化和参考架构”是德国“工业4.0”战略的“8”项计划之首。可以说,国家质量技术基础已经成为国际竞争中的核心要素和战略资源之一,谁占领了制高点,谁就在未来竞争中获得先发优势和话语权。

我国的国家质量技术基础经过多年计划的持续投入和建设,其总体水平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面对严峻的国际竞争局面和我国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也存在着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创新不强、开放共享不够等制约性的问题,主要表现如下:一是供给不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家质量技术基础缺乏,传统产业的国家质量技术基础水平较低急需升级,现代服务业的国家质量技术基础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二是质量不高,地市一级的国家质量技术基础存在着严重的覆盖盲点。三是创新不强,与发达欧美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巨大。四是开放共享不够,我国质量技术基础体系相对独立,业务资源、信息资源、人才资源、设备设施等,向社会、向产业等开放共享不够,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不足。这些问题,直接导致我国质量技术基础能力较低,间接导致我国出口商品已连续多年占据欧盟、美国通报召回问题数量的首位,迫切需要引起有关部门,尤其是发展改革部门的重视。

政策建议

一、加强计量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建成一批国家计量基准装置和标准装置,围绕建设国家现代产业新体系,建设一批精密测量基础设施,重点建设国家和省级计量技术机构,建设国家计量数据监测、分析大数据平台。

二、加强标准化基础能力建设。整合强制性标准,开展团体标准试点,实施制造业标准提升计划,提高重点领域产品标准水平,推动我国自主优势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三、加强检验检测认证体系建设。支持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实验室和质检中心,通过产业政策和措施促进我国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做强做大,促进我国检验检测认证高技术服务业发展。

四、开展“NQI+”服务示范工程。面向海洋、空天、网络空间等军民通用领域,医疗健康、节能环保等民生领域,电力、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的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开展“NQI+”服务示范工程,加强“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技术链条化设计、一体化实施和集成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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